他被毛澤東親自追認為革命烈士，犧牲60年后才正式確認為共產(chǎn)黨員|草地·說人解史

   群星閃耀時，“覺醒天團”在此聚首

   五四前的“不眠之夜”，報館社長為何出現(xiàn)在北大學生的愛國集會上，并首先演講？

   史料中不難找到答案。邵飄萍在集會中的身份之一，是“北大新聞學研究會講師”。集會前，邵飄萍每周日來到沙灘紅樓第34教室或理科第16教室講授采訪課，已半年有余。他非北大人，卻與北大精神十分契合。邵飄萍不僅讓真理的種子在自己心中茁壯成長，也將它播撒到社會的廣闊天地中。

   1918年春，邵飄萍聽說蔡元培計劃成立“新聞演講會”，認為此舉有助于為國內新聞界培養(yǎng)人才，便寫信給蔡元培，想要促成這件事。10月14日，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成立，填補了中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的空白。

6月29日，參觀者在北大紅樓內參觀。新華社記者鞠煥宗攝

   沒想到，這個研究會，聚起了一個群星閃耀的“朋友圈”。新聞學研究會第一期會員中，毛澤東、高君宇、譚平山、羅章龍等，后來都成為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早期成員。

   當時，新聞學研究會的辦事處就設在北大紅樓日刊處，每逢周一、周三、周五晚8點至9點，全體會員聚集在理科第16教室聽課、研究、議事。邵飄萍每周有一到兩節(jié)課，講授新聞學基礎知識、新聞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對記者的修養(yǎng)要求。

   他的新聞觀中很早便充滿“人民意識”。在新聞學研究會，邵飄萍不僅傳授理論研究，還希望借此培養(yǎng)一批精干的記者，能報道勞動人民的疾苦和罷工斗爭。因此他在授課時，除講授一般的新聞基礎知識外，特別注重政治、經(jīng)濟及勞工情況等報道。講課之外，還組織學生外出參觀、到報館實習，鼓勵學生貼近社會、為民執(zhí)言。他尤其強調記者要“以品性為第一要素”，以“不欺閱者為第一信條”。

   當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也是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會員。林齊模介紹，青年毛澤東新聞觀的形成與邵飄萍聯(lián)系密切。1919年2月19日，毛澤東參加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改組大會，聽邵飄萍講授《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》，“毛澤東曾多次拜訪邵飄萍，還得到邵經(jīng)濟上的接濟”。在北大，他聽了好幾個月邵飄萍的課，被邵飄萍“記者要主持公道，不怕犧牲”“俠義、勇敢、誠實、勤勉”的觀點打動和影響。回到長沙后，他創(chuàng)辦了《湘江評論》等報刊，聲名鵲起。

   1936年，毛澤東在陜北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起在北大的日子，依然熱情地回憶邵飄萍：“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(yōu)良品質的人。”到了晚年，他仍稱：“我是邵飄萍的學生。”

這是6月24日拍攝的京報館舊址（邵飄萍故居）。新華社記者陳鐘昊攝

   共同的志趣也讓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兼經(jīng)濟學教授的李大釗與邵飄萍結為伙伴。他們共同反對“二十一條”，一揭一呼，掀起“倒袁護國”運動。在五四運動中，他們既是輿論的先導，又是運動的直接發(fā)動者和支持者。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史上，他們二人均是當仁不讓的先行者。

   與邵飄萍聯(lián)系甚密的還有魯迅。單是1924年至1927年間，魯迅就在《京報副刊》發(fā)表雜文40余篇，留下了《如此討赤》《并非閑話》等許多膾炙人口的名作。后來，魯迅還在邵飄萍的催促下創(chuàng)辦雜志《莽原》。三·一八慘案發(fā)生后，邵飄萍與魯迅更是聯(lián)合“作戰(zhàn)”，對段祺瑞政府的暴戾恣睢深刻揭露和無情批判，使《京報》《京報副刊》《莽原》成了討伐段祺瑞政府的堅強陣地。“鐵肩辣手”的邵飄萍和“橫眉冷對”的魯迅，儼然成為這一陣地上的主力戰(zhàn)將。

   縱橫正有凌云筆。中國近代史，某種意義上，也是一段近代知識分子以筆為槍抵抗強權的歷史。在黑暗中，梁啟超、魯迅、邵飄萍……以及那些湮沒在歷史長河中、未留下姓名的進步人士，用自己的筆，為這個民族的光明探好了路。